媒體報道
2018年的債券牛市在讓基金公司賺得盆盈缽滿的同時，也讓部分公募大膽探索更具潛力和收益彈性的領域，高收益債就是其中之一。
高收益債策略在私募產品中已經應用得相當廣泛，但在公募基金中，受限于資質下沉約束、投資比例、期限以及客戶的認可程度等因素，僅有一些QDII產品主投海外高收益債市場，投資境內的相關產品寥寥無幾。不過，相關人士表示，隨著2019年債市獲得回報難度加大，公募基金只有打造差異化優勢才能在市場中脫穎而出，小眾的高收益債有望成為未來債券投資的“藍海”。
高收益債的機會和風險
高收益債券通常指的是信用等級較差、信用風險較大的債券品種。國內高收益債的一級市場始于創業板私募債和中小企業私募債等品種的推出，但國內債券發行人的信用評級集中于AA-及以上評級，因此無法像海外市場那樣根據信用評級準確定義高收益債。東方證券的研報中采用了收益率劃分的方式，將國內的高收益債定義為到期收益率高于7%的債券，并將其中發行利率高于7%的作為“明日之星”，將發行利率低于7%但由于債券價格下跌導致到期收益率高于7%的作為“墮落天使”。
一位資深公募固收投資總監告訴記者，通常所說的高收益債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債券期限較長、發債主體資質較弱的債種，如縣級融資平臺的城投債、負債率較高的國企債以及部分民企上市公司債，期限長達5至7年，收益率在6%至10%；另一種是垃圾債，即已經發生風險事件的債券，價格也跌至極低水平，這類產品的風險更大，更加考驗投資人的眼光。
有基金經理表示，如果將客戶分層并在公募產品里明確高收益策略，同時將違約追償機制配套跟上，高收益債領域將成為一片“藍海”。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曾撰文表示，2010年至2017年全球高收益債券的年均回報為8.44%，高于全球股市的8.11%；從高收益債違約回收率來看，2009年至2017年，各地區年均違約回收率集中在30%至45%（即違約后投資者平均能拿回30％至45％的本金）。其中，亞洲地區的高收益債違約回收率最高，為43%。
收益率雖然誘人，對應的風險卻令大多數公募望而卻步。“我們的公募產品目前最多下沉至中等資質國企背景的上市公司。應用高收益債策略還是存在許多限制。”一公募投資總監告訴記者，“不但個券投資有著期限和比例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募產品是面對公眾，每日都要公布凈值。如果投資者不認同高收益債策略而贖回，由于高收益債產品的流動性普遍不佳，到時候對基金的負面影響會擴大。”因此，當前高收益債策略更多地在一些券商資管、基金公司專戶或是信托賬戶中應用。
公募產品初探索
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市場，該如何解決收益和風險之間的矛盾？公募基金從未停止探索的步伐。目前，僅鵬華、廣發、國泰、景順長城等不到10家公司發行了海外高收益債產品。泓德基金在這方面做了更進一步的探索。成立于2015年12月的泓德裕泰是一只比較典型的應用高收益策略的公募產品，通過充分分散化的投資以平衡風險和收益，3年多來實現了規模和業績的雙增長。產品成立初期規模約15億元，截至2018年末規模約34億元；基金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15.15%，最大回撤僅-1.38%。
“我們并不僅僅是做好一只產品，也在探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新方式。”泓德基金副總經理溫永鵬表示，“想讓資金流向最有活力的中小企業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雖然有了中小企業私募債，但發債的企業不多，體量不大，買家少，信披制度也不完善。我們希望能夠打通中間環節來做一些探索。包括一級市場的發展，有人買，有人發，使得更多產品能夠落地，回歸到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本源上來。這樣既能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也能解決投資機構的收益問題。”
具體到產品策略層面，溫永鵬表示，做高收益債首先要判斷出違約率的大概范圍，然后就是找到合適的資產，評估出綜合收益率。“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深化風險定價研究。能不能找到高收益的資產、價格是否合適，這是做高收益債策略的核心能力。”溫永鵬說。
當前，高收益債產品的布局時點漸行漸近。申萬宏源研報顯示，不同于投資級別債券主要受流動性影響，高等級收益債到期收益率主要受違約風險影響，信用利差與GDP增速的相關系數達-72%。未來流動性好轉及違約預期下降將推動利差明顯收窄，而那時正是高收益債券表現最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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